只有一个蔡康永是不够的

　　文/指间沙 (腾讯专稿)

　　在蔡康永满面泪痕地诉说“出柜”压力之前，很多人都没想到，做传播“娱乐”工作的他是在如此孤独地奋战。为什么说起“出柜”的男同志，就总要提及蔡康永？仔细想想，圈内没有第二个像他这样敢在节目里大步迈出柜子的人，且还成功地屹立在主流界。而如此孤独的他，面对前来咨询的柜中明星，仍会理性地劝诫他们不要“出柜”。

　　今时今日，“腐文化”如此昌盛，“BL”拥趸队伍壮大，美剧、英剧都以“恐同”为耻，欧洲多国承认同性婚姻合法化，甚至有些国家主教、政要纷纷出柜。一时之间，这仿佛成了一件社会先锋的事儿。对于同性恋者，围观者们很容易简单“站队”。在中国娱乐圈，除了孙海英夫妇这类少数派外，大多数明星会举起支持标语，笑盈盈地在社交媒体上说一句“加油”。但现实生活里，人们的接受程度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高。同性恋者们感受到的最大歧视与拒绝，都是具体而亲近的人。

　　蔡康永发自肺腑的剖白，不禁让人想起与他同命运的演员理查德·张伯伦。玉树临风的张伯伦曾在《荆棘鸟》中演拉尔夫神父，还饰演过在性取向上苦苦挣扎的柴科夫斯基。他年届古稀才出柜，数年后接受同志杂志《Advocate》采访时依然不建议男明星出柜，因为“我们文化当中仍有很大的‘恐同’成分，此一现象让人遗憾，很愚蠢、没天良，却是事实”。道理很简单，出柜就意味着没戏拍。

　　放眼两岸三地，时髦的演艺圈中，公然出柜的寥寥无几。相比内地与台湾，沐西风较深的香港，环境更宽松些，但敢亮出同性恋者身份的圈中名人还是以男导演为主。亮晃晃的银幕上，我们可以嘲笑“娘娘腔”，但不会正面表现同性恋。白马王子依旧是为女观众提供性幻想。

　　公开地歧视同性恋，在当下，仍是赤裸裸、显而易见的。某年端午前夕，一个女画家的大型油画《怀王游春图》引发热议，不少人指出画中人物的脸分别对应蔡康永、程青松、李银河，以此影射讥讽楚怀王和屈原是断袖同性恋。这幅恶意满满的画，目的昭然若揭。又是我们“唯一的”蔡康永，为此提出诉状，要求对方销毁该画、索赔38万元，并要求其登报道歉。相比其他人的缄默，蔡康永是奋争的、积极的，也是孤独的。而在该事件背后说风凉话的，更是大有人在。今日，我们社会里仍旧有人把“同性恋”骂成“流氓”、“色情”、“精神病”、“死艾滋病的”。还有人义愤填膺地撰文怒批：“作为文人学者，如果缺乏最起码的伦理道德，将会变成一个臭气毒瘤，危害无穷。”

　　同性恋者为何陷入如此困境？原因有诸多。李银河解释其主要原因是，中国家庭本位观念太根深蒂固了，家庭取代了宗教的位置。如果一个人选择了无法传宗接代的性取向，那就会被怀疑，甚至被批判。在生育高于一切，甚至压倒了个人的尊严与生命的地方，思想尤其封闭。所以就在我们身边，同性恋者几乎都不敢对父母开诚布公的表明自己爱同性，反而被迫与异性去相亲，甚至“形婚”，结果，就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。就像李安导演的电影《囍宴》里展现的，电影的结局满足了老一辈心理寄托，男同志醉酒一夜情，使新娘怀了孕，但也践踏了那纯粹的爱情。《荆棘鸟》中说：“真正的爱和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是需要以难以想象的代价去换取的。”但我们为何不想想，凭什么往别人的爱情上撒毒药，还要他们一边泣血，一边讴歌爱情伟大呢？

　　同性恋者是承受巨大压力的脆弱的少数人，但也是我们的同类。我们的社会早已深陷其中，无论你承不承认。亨德里克·威廉·房龙在《宽容》里写道：“容许别人有行动和判断的自由，对不同于自己或传统观点的见解的耐心公正的容忍。”“宽容就如同自由。只是乞求是得不到的。只有永远保持警惕才能保住它。”对于今天的社会来说，恐惧同性恋者的存在，乃是因为不了解、不宽容。而包容同性恋，就必须对他们的世界有所认知，并考虑到他们的存在、禁忌与利益。他们或不奢望被完全理解，只是希望不被推到更加陡峭的山崖边。而这一切，依然是漫漫长路。

　　十年前，柴静在央视做过一期关于中国同性恋的节目，叫做《以生命的名义》，它以一个个鲜活的具体面目来展现他们的生活现状。十年过去了，大多数同性恋者仍深深藏在柜子里，以防被当作“怪物”。这个时代，只有一个蔡康永是不够的，他流下的泪、受的委屈没有人来予以关注和思考，现状不会因此有任何改变。重要的是，这份改变对每一个人都有意义。

　　一个不尊重个体生命完整性的社会，可以随时把更多的人扣上“怪物”的帽子，让生命失去面对真实的勇气，痛苦呼吸。而你我，都可能在未来遇到渴望被给予生命勇气的时刻。命运不同，生命同重。